摘要：婚闹是中国的传统婚姻习俗，亲朋好友们聚集在一起通过嬉笑言说，为新人送上欢乐和祝福成为一种幸福的寓意。然而近几年来，媒体上曝光了很多离奇的婚闹形式，低俗和放纵的行为将原本美好的祝福变成了新人和伴娘伴郎的噩梦。针对目前演变为此的“婚闹”民俗，华人导演李安曾说过“中国人婚礼中的种种表现，都是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本文运用精神分析方法，结合年媒体曝光的部分案例，浅析婚闹这一习俗中个体的行为以及背后的行为动机。
关键词：“婚闹”习俗精神分析法人格理论
婚闹的演变：由祝福变成惨剧
“婚闹”是我国古已有之的习俗。民俗学家认为，古代结婚多是盲婚哑嫁，很多人都缺少婚前交往，为了缓解新婚夫妻间的尴尬氛围，帮助他们更快进入夫妻角色，于是便逐渐有了“婚闹”“闹洞房”之说。随着时代的进步，“婚闹”的实际作用早已不复存在，婚礼上让客人们与新人喜乐一堂、图个喜庆，成了“婚闹”作为一种仪式和风俗的寓意。但这一以喜庆为初衷的习俗却在新颖离奇的形式演绎中，走向了低俗、荒唐和放纵。
以今年为例，媒体上出现大量关于“婚闹”的负面报道。太原一伴娘参加婚礼被数名伴郎戏耍，重摔致骨裂；陕西一新郎的衣服被扒光，被亲友用胶带捆在绿化树上，先后用鸡蛋砸和狗血泼，最后拿来灭火器朝新郎身上狂喷，旁边还站着看热闹的亲友用手机在记录。《山东农业》杂志报道6岁伴娘被婚礼上十几个小伙强行扒衣猥亵致其多次自杀。甚至娱乐明星也难逃一劫，年3月，明星包贝尔和包文婧的在巴厘岛举行婚礼，衣着单薄的伴娘柳岩被捉弄，差点被包贝尔、王祖蓝、韩庚和杜海涛等人扔到水里，幸亏贾玲仗义相救，救下了险些落水的柳岩。
离奇的“婚闹”形式，导致大量的负面影响，就柳岩事件来说，伴郎的行为激起社会各界的指责。其中，女权主义者义愤填膺地指事件中的男性和婚礼的主角，认为这是对女性深深的伤害，是性别歧视。而不少学者认为如此“婚闹”已经脱离了社会底线和道德底线，由民之乐俗，成为民之恶俗。
为了方便于理解这一行为，结合实际案例，笔者将“婚闹”从以下三个角度分别进行划分：一是以被闹对象可以分为：.新婚夫妇；2.伴娘伴郎；3.新人双方父母。二是以行为方式可以分为：.出丑式，即越出丑越是代表祝福；2.调戏式，即表现为对女性的公然骚扰。三是以行为程度上分为：.轻度；2.中度；3.重度。
通过以上的分类可以看出，婚闹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行为模式，上述三种角度的任意一要素进行任意匹配，都包含着不同的行为意义以及背后的动机。
人格的博弈：被释放的“自我”狂欢
出丑式的“婚闹”被闹主体为男性或者年长者，即新人父母，这一行为有着自己的一套看似合理的行为逻辑：敢出丑意味着能够担当，意味着内心的真诚。这似乎向被闹者提出一个双重悖论，即你对这场婚礼到底有多真诚？如果真诚那么就要用行动证明，如果不证明那么你就不真诚。这个悖论的潜台词是只有丢了自己的人，才能让这场婚姻获得祝福。那么究竟是为什么要丢人？或者说出丑给谁看？陕西新郎被绑在树上，整个过程中有嬉闹的倡导推动者，也有看热闹的围观者。推动者和围观者在事件中可以被视为拉力和推力。一个以实际行动促成事件，而另一方以不作为和猎奇的围观默许事件发生。
弗洛伊德提出人格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组成。本我指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潜意识的结构部分，其中蕴含着人性中最接近兽性的一些本能性冲动，它按快乐行事。自我是指意识的结构部分，处于本我和自我之间，监督自我，予以适当满足，它按照现实原则行事。而超我是人格中的最道德的部分，他代表着良心、自我理想，处于人格中的最高层次，按照至善原则行事。“婚闹”行为之所以表现出脱离常规的形式，主要因为诸如将人绑在树上，将衣着单薄的女子扔到水中等这样的行为，脱离婚礼这一背景下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是说，“婚闹”在此刻不是一个祝福的美好寓意，而是某种情绪的集中宣泄的引爆点。
将弗洛伊德理论本土化，学者胡慎之用无所不能的超我、绝对禁止的自我以及软踏踏的本我形容中国人的人格。在精神分析理论中，本我与超我的平衡和谐状态，就是自我状态。而如果是一个无所不能的本我，被一个绝对禁止的超我所控制，那会是一种什么状态呢？就会表现为我们常见到的道德至上、道理至上、好人至上。这是一个非常压抑的状态，人性的欲望和所谓的“邪恶”，会被一个绝对禁止的超我所打压，不允许出现在我们的自我认知和对他人的认知中。更有甚者，真实人性中的部分欲望直接被压抑到无意识中，连自己都无法感知到那些东西。可这些真实的欲望怎么办呢？会在梦里出现，也会成为一些症状，出现在我们的心理空间中；或者在一个被合理化后的状态下，发泄出来。
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以是否合乎道德去判断人的，道德成为一个集体外化的超我，被认为是一种压抑自我即可达成形象完美的实现路径，否认自己的欲望，儒学千年的"合乎于理"思想熏陶下，中国人已经习惯于将本我隐藏于台后，将追寻完美无瑕的超我至于台前。而性欲作为一种道德的禁忌，成为被压抑着的台后情感，成为一个群体的集体无意识，等待着另一个"合乎于理"机遇宣泄出来。
隐秘的欲望：窥视欲与性幻想
华人导演李安曾说过：“中国人婚礼中的种种表现，都是五千年性压抑的结果。不论是恶搞还是好奇，一些男子的行为是借习俗之名，行猥琐揩油之事，不仅是对女性的不尊重，也是其缺乏修养素质的直接反应”。李安的话并无道理，“婚闹”之事无论怎样恶搞，不顾及社会道德，将女性推于封口浪尖的的行为是“婚闹”的主要方向。这里潜藏着一个观点，即男性针对女性的“嬉闹”行为是首选的、天经地义的，也是最具有热点的。包贝尔婚礼上，新郎和五位伴郎没有选择男性，而是选择了年轻貌美且衣着单薄的女性柳岩，这样做是为了得到什么样的效果？或者是说明明知道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仍然想要看到这样的结果？在这一时候的柳岩没有了事业所赋予的独立自主的“女强人”光环，此刻的她只是一个处于男权社会被男性窥探的弱势的女性。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心理包括意识和无意识现象，无意识现象又可以划分为前意识和潜意识。前意识是指能够进入意识中的经验；潜意识则是指不能进入或很难进入意识中的经验，它包括性的欲望。窥视欲和性幻想。老压抑着，很难受。所以中国文化中，也会给一些机会，去表达这样的压抑。比如，性压抑可以通过一些在恰当场合的意向性游戏去完成释放，闹洞房中的绝大多数游戏都是性意向的游戏；再比如，对他人的攻击欲望如何表达？对他人进行道德谴责就可以完成。柳岩事件，满足了这样的条件。一个大家都是朋友的婚礼，玩伴娘是被允许的游戏，"调戏式"行为在这一场合下拥有毋庸置疑、合乎于理且不容拒绝的理由。
弗洛伊德提出了人的两大驱力：性的满足和攻击（这里的性不是狭义的性）。在中国，很多人的性幻想和满足是通过类似的性游戏和性幻想完成的。用这样方式去完成性满足，基本上都是真实性满足缺失的人们。这些人们有许多性的禁忌，一旦没有很好的解决这类禁忌问题，也就成为了“绝对禁止的超我”被内化到无意识系统，或者意识里的价值系统中。绝对禁止的超我，又是符合大众规范价值系统的。这也是许多人幼年被强行植入或认同的价值系统。当然，在类似闹洞房和玩伴娘的“游戏”中，双方都获得了满足。因此，许多人乐此不疲，甚至趋之若鹜。美其名曰风俗、传统，如此冠冕堂皇，那就名正言顺、正大光明了。
文化与人格：现代文明变迁时期是人格危机
西方社会学家林顿、卡丁纳和杜宝娅等人提出著名的"文化与人格交互作用"理论，认为文化塑造了基本的人格类型，并通过它来影响个人格；在一个民族或群体中，由于受共同文化的孕育，每个人的性格中都有全体成员共同的部分。从这些观点中近一步提出"基本人格类型"指一个社会（文化）中成员在人格方面所具有的共同元素，这些基本人格类型使得社会成员在涉及他们共同价值时，能产生情感上的一致反应，这一共性形成区别与其他文化的特点，被称为"国民性"。沿用这个理论的观点，越发演变成为恶俗的"婚闹"行为，不仅与个体人格有关，也是一种集体无意识情绪的反映表现。
社会转型期的社会矛盾对处于这一阶段的个人性格形成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也进一步由于人格缺失造成人格危机。具体表现为一下三种症状，即学者杨秀莲总结的人格上的"三失"：传统人格"失效"，现代人格"失范"，理想人格"失落"。
传统人格"失效"在此引申为指中国传统人格的道德观念在观念层次和行为层次之间发生断裂，即人们在观念取向上认同主流道德评价，表现为相当高的道德素质，而行为取向上却又犹豫甚至背离。
现代人格"失范"则是指人们因社会改革和重组带来种种道德冲突、价值困惑，新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匹配的道德规范尚未确立，刚从传统人格中挣脱出来并获得独立人格发展的人们，往往会因为种种规则的冲突和目标无序等原因导致一定程度上人格"失范"。
理想人格"失落"也就是主流道德与多元文化道德产生的矛盾和冲突，使人们原有的价值追求目标失去，而新的理想又没有建立起来，没有节制的"自然化人格"来代替了“理想人格”，使人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本性。
"婚闹"的演变是中国现代文明变迁时期的人格危机的表现之一。西式婚礼的引入，男女双方在自由婚恋的旗帜下，使最初为了促进素未谋面新人增进情感的"婚闹"没有了存在的理由。传统"婚闹"与现代性社会的不匹配性对被社会压抑的性欲产生了面临失去宣泄口的紧张压力，为了协调这一认知上的失衡，"自然化人格"理所应当成为集体的“暂时”人格。因此，如何去改变这一习俗走向荒诞和低俗的局面，个体精神层面和空间属性所赋予的基本人格都是直接影响因素，都需要进行更为细致大研究和讨论。
参考文献：
[].杨秀莲.论人格的文化生成[D].吉林长春：东北师范大学.-5
[2].袁罗牙.个体无意识、集体无意识、社会无意识[A].江西南昌：江西蓝天学院.
[3].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性学与爱情心理学[M].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4].胡慎之.中国式闹“洞房”，压抑后的发泄之所[J/OL].澎湃新闻.-4-7
年6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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