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秦博来源：人类学之滇
一、中国男性:一个被跨国婚姻研究忽略的群体
族际通婚(intermarriage)即两个或者两个以上不同民族之间的互相通婚,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族际通婚能够反映民族关系的深层次状况,是衡量民族关系的重要指标。类似的概念还有国际婚姻(internationalmarriage)、跨文化婚姻(Interculturalmarriage;Cross-culturalmarriage)和跨种族婚姻(interracialmarriage),它们的侧重点稍有不同,但本质都是族际通婚(intermarriage)。对跨文化婚姻、族际通婚的研究一直是学界关于文化、种族和族群领域研究中最重要的部分。国内外的学者主要把焦点集中在五个方面:通婚的影响因素、通婚与择偶模式、通婚与文化差异、通婚对夫妇双方和子女产生的影响、通婚意义与族群关系和社会结构变化。
总的来看,针对中西通婚的研究无论在西方还是在国内都是很稀少的。中国国内关于族际通婚的研究基本上都局限于汉民族与其他民族,或者边疆少数民族与邻国民族,并未形成足够的国际视野,也未曾超越国内或边疆的通婚现状来研究事实上已经为数不少的跨国、跨文化婚姻现象。相关统计资料比较缺乏,仅有统计年鉴涉及到跨国婚姻的人数统计,但并未涉及更深层次的嫁娶国别、地区,更无法解读中国跨国婚姻现象所包含的更深层次社会问题。西方学者倾向以“西方眼光”来研究跨国亲密关系及婚姻,缺失中国视角,且忽略中国男性与西方女性这一组合,东方男性作为研究对象和样本的缺位隐含着文化霸权的逻辑;经济因素作为涉外通婚的动机变量常被较多讨论,关于其他社会文化因素的讨论相对较少;缺乏对通婚历史背景和途径的纵横交叉研究,尤其是在近现代及当代中国背景下的中西通婚,而这恰恰是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的佐证与缩影。总之,泛泛描述涉外通婚现状的论文比较多,从理论层面去探讨涉外通婚本质、意义等的研究比较少,多数研究限于指出现状,或者仅引发对涉外婚姻的思考,而且大多浅尝辄止。涉外通婚是一个蕴含着深刻社会意义、折射出多方面结构性社会、民族因素的复杂社会现象,应该从理论深度和战略高度去思考这一现象及其对国家和民族带来的意义和影响。
中西跨文化婚姻如今已十分普遍。然而相较于西方男性与中国女性的结合,中国男性与西方女性的婚姻却很少见。不仅如此,在中西跨文化婚姻研究中,同样缺乏以中国男性为主体的视角。事实上,这样的婚姻研究是不完整的,并且为什么“中男西女”的搭配稀少,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问卷结构与研究方法
已有的关于择偶观和择偶偏好的研究少数注意到了中国男性在男性气概影响下的择偶观,以及中国男性阳刚气质在跨文化婚姻中的实践。Qin基于在爱尔兰展开的调查,通过结合推拉理论,探讨了中西夫妻在跨文化婚姻中的彼此吸引力和排斥力。在研究对象和视角上,有学者曾用词汇联想法对西方受众眼中的中国男性和中国女性形象进行直接测量,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了西方视野下中国人形象的正面和负面特征以及主要维度。但总体来说,以往的跨国婚姻研究比较缺乏质性方法和量化方法的结合。因此,通过问卷调查以及半结构化访谈的方式来调查西方女性对中国男性和西方男性的印象和评价,是一项必要的补充。采取简单随机抽样法,共发放问卷份,受访者均为18-45岁的西方青年女性,回收份,得到有效问卷份,回收率为93%,有效率为85%。
问卷包含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受访者的基本情况,包括受访者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在中国生活的时间、中文水平、婚姻状况。第二部分是半开放性问题,主要测试某些著名中国男性在西方女性中的知名度。第三部分要求受访的西方女性就40项特质分别对中国男性和西方男性进行打分(从1分到10分),这些特质比较全面地涵盖了男性气质的总体方面。该部分最重要的研究设计在于,在结束40个指标的单项打分后,受访者被要求基于她们的总体印象,分别对中国男性和西方男性进行总体打分。另外,我们也要求受访者评价其中若干因素的重要性。这样可以了解受访者的一些更深层次的想法,并对西方女性眼中的中国男性形象、中国男性气质及其形成原因这些主题开展深入的案例研究。调查问卷的结果将采取基本统计法和神经网络建模法进行分析。
三、西方女性的中国男性印象:统计和神经网络分析
1.受访者个人信息
此项调查总计收到份有效问卷,受访者均来自爱尔兰几个主要城市,如都柏林、贝尔法斯特、科克、利默里克、卡洛、戈尔韦等。年龄范围为18-45岁,平均年龄8.5岁。83.3%的受访者受教育水平在大学以上,39.6%的受访者从未到过中国,在中国生活时间在6个月以内的占14.9%,6-4个月的占3.6%,4个月以上的占1.9%。受访者中,完全不会讲汉语的占4.8%,其余也几乎没有人能讲流利的汉语,只是知道一点汉语知识。婚姻状况方面,9.9%的受访者是与丈夫或男朋友及孩子们同住,3.7%的受访者与丈夫或男朋友同住,还有41.6%的人是独居,其他情况占4.8%。可以看出,此次调查对象分布区域较广,年龄跨度和受教育程度均有明显的差别。经检验,调查数据的整体置信度为0.9,说明调查数据信度较高,因此此次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有效。
.著名中国男性在西方女性心中的知名度
所有受访者均被要求写下给她们印象最深的著名中国男性的名字。据统计结果显示:在份有效问卷回答中,总共有9名著名的中国男性被至少提及一次。从这些著名中国男性从事的行业来看,涵盖了娱乐圈、体育界和政界三大领域。排名前1位著名中国男性分别是:成龙(票)、李小龙(7票)、李连杰(7票)、周润发(票)、姚明(票)、周杰伦(46票)、毛泽东(票)、金城武(票)、刘翔(31票)、刘德华(17票)、习近平(17票)、张震(17票)。
在这1位男性中,有8名来自娱乐圈,名来自政治圈,名来自体育界,而被提及最多的3位男性均是功夫明星,这与中国功夫是中国男性媒体形象的典型代表有关系。成龙知名度最高,许多受访者认为他的功夫技巧了得,表演有趣。体育明星姚明得到的评价是“他是一个巨人”“高大强壮”“很善良,有团队精神,是一个好男人”“看起来很有志气”“篮球打得非常棒,很活跃”“在他的领域,他很有才华,是一个伟大的篮球运动员”。成龙和姚明都有在西方工作的经历,与西方媒体有着一定的联系。而周润发也因为参演过几部英文电影受到了西方女性的 a∈[1,](1.6)
其中,ρ表示隐含层的数目,n表示输入节点的数目,m表示输出节点的数目。根据公式可得,14个隐含节点为最佳。
神经网络结果:
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MATLAB神经网络工具箱6.0版,实现了两种不同的培训算法。
模式1
采用Trainlm训练函数,根据Levenberg-Marquardt优化,更新权重值和偏差值。
模式
采用trainbr训练函数,根据Levenberg-Marquardt优化,更新权重值和偏差值,使达到平方误差和权重组合最小化,然后确定正确的组合,从而产生性能良好的网络。这个过程被称为贝叶斯正则化。
本研究中,这两种不同的模式使用了同一神经网络模型。该模型如下所示:
输入节点数目=40
隐含层数目=14
输出层数目=1
用两种不同的培训算法执行同一数据集后,我们使用标准误差和平均绝对百分比误差作为误差测量指标。比较网络误差,误差较小的网络模型更适合此项研究。
MAPE=1n∑t=1nActual-EstimateActual(.1)
表4给出了两种模式三项测量变化的统计数据。模式1和模式的平均MAPE值分别为14.6和5.10。MAPE值越小,模型和预测因子越好。如表4所示,平均MAPE值表明,模式1最适合此项研究。
在图中,在第一次运行模式1时,我们提出了收敛模式训练。平方误差总和(SSW)图与平方误差均值(SSE)图在次运行之后仍保持不变。这两个图表明,神经网络已收敛,达到稳定。
图3反映了权重的分布。这些权重显示了西方女性在整体评价中国男性时对某项特质的重视程度。权重越大,这项特质在决定女性的总体印象时就能起到更多作用,反之亦然。表5是根据权重分布所排出来的在西方女性心目中最重要的5种和最不重要的5种特质。
从权重分布中可以发现,西方女性在之前的半开放式访谈中或许有“善意的撒谎”,她们承认中国男性有一些西方男性所不具备的优点,却并不认为这是婚恋所必须。如果中国男性想更接近西方女性,应注意那些高权重的特质。
(6)受访者的择偶态度。择偶有“时代标准”的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其可能会受到族群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影响。因此,西方女性的择偶标准与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对进一步了解中国男性在西方女性心中的形象乃至跨文化婚姻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结合大部分相关研究的标准,笔者将西方女性择偶标准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社会条件(职业、政治观点、受教育水平、家庭背景和起源、家庭的社会地位、居住地点、男方父母的职业、宗教、种族)、生理条件(健康、年龄、身高、外貌、生育能力)、物质条件(综合经济状况、收入、不动产、存款、财产)、心理条件(责任感、体贴、宽容和理解、气质和修养、职业追求、诚实、竞争能力)和兼容互补条件(个性、价值观、兴趣爱好、持家能力、生活方式/习惯)等共31项因素,受访者为31项因素的重要性打分(1到10分)。结果表明,得分最高的因素有:个性(9.64)、诚实(9.48)、宽容和理解(9.4)、价值观(9.1)、体贴(9.09)、责任感(8.85)、气质和修养(8.75)。此外,它们的标准差也是最小的(0.65到1.3)。得分最低的因素是:男方父母的职业(.3)、种族(.89)、家庭的社会地位(3.39)、财产(3.49)和不动产(4.04)。标准差最大的5种因素为:宗教、居住地点、身高、政治观点及家庭背景和起源(.95至.54)。
我们计算了所有因素的平均分,再加以综合平均,得到这5类因素重要性的最终分数,它们分别为4.57(社会条件)、6.50(生理条件)、4.59(物质条件)、8.8(心理条件)和8.16(兼容互补条件)。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婚姻关系中,西方女性最重视男性的心理条件及兼容互补条件,最不重视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在社会条件中,受教育水平和职业比居住地点和男方父母的职业重要得多。在生理条件中,每项因素的重要性都差不多。在物质条件中,西方女性最重视男性目前的谋生能力(收入),对于现有的财富,如财产和存款等,则不是那么重视。在心理条件中,竞争能力和职业追求这两项因素的重要性一般。在兼容和互补条件中,个性被认为是最重要的,而持家能力则被认为是最不重要的。
对于有过与中国男性交往经验的女性而言,她们对宗教和种族的要求明显比其他女性要低(分别低1.03和1.31),对兴趣爱好和持家能力的要求也明显要低(分别低0.93和0.95),表明她们对文化差异引起的兴趣差异和生活习惯差异能够给予更多的宽容和接纳。
四、讨论:文化、媒体和男性气质
1.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文武观念仍然影响着中国男性气质的形塑
多数受访者认为中国男性不尊重女性,也不是那么勇敢或幽默。事实上,这种观点来自于对中国男性气质的误解,从深层次上说,是对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的误读。
首先,中国男性的性别角色和当今显现出来的男性气质根植于儒家文化中,“三纲五常”不仅是中国封建统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渗透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而这一儒家基本关系造就了中国社会的家国同构,也使得中国男性气质具有了二重性:一方面,在社会上,男性必须服从上级;另一方面,在家庭中,父亲拥有最高主权和权威。
在公共领域,人们鼓励男性追求名利和财富,为妻子和儿女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实现他们的社会价值,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此同时,女性的终极使命和责任是相夫教子,女性应是贤妻良母,不干涉外部事务。在传统家庭中,男性的权威无处不在,丈夫有离婚的自由,而传统女性在婚姻问题上则不能自己做主。这种高度层次化的性别角色安排和它们相应的行为为塑造中国特有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提供了机会。因此,从历史和传统性别文化的层面可以看出,中国社会传统的父权制仍在塑造并影响着当代中国男性气质的形成以及中国男性对性别关系的理解。
康奈尔将实践构建的男性气质分为四类:霸权性男性气质、从属性男性气质、共谋性男性气质和边缘性男性气质。但在实践中,这种分类更像是四种倾向而不是四种稳定不可逾越的类型。更多时候,男性气质的具体实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这就意味着,许多男性并不隶属于某种孤立的类型——他们的行为可以倾向于四种类型中的任何一种。因此,真实世界的男性气质往往表现为流动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位置。我们也会将这种概念和理念用于审查和讨论中国男性的男性气质,因为与西方男性气质相比,中国男性气质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其次,中国并非没有类似于西方所强调的粗犷与彪悍的男子气质传统,尚武的文化在中国传统中早就占有一席之地。中国男性气质由两种对立运行的原型构成,即阴和阳。“阴”的原型是“文”,与孔子等“圣人”所提倡的儒士或君子有关。它强调维护社会秩序,促进一种“垂直的”自上而下、尊卑有序的等级秩序或孝道。“阳”的原型为“武”,其代表人物为关羽,他被认为是男性忠义的守护神。和“文”相比,“武”和“江湖”息息相关,它强调一种“平层的”兄弟情谊。尽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推崇文武双全,但是在文化实践中,“文人雅士”显然要优于“一介武夫”。
“文”是从仕的必须修炼,“武”却屈居其后,“江湖”所体现的一些符合西方男性气质的特点只是植根于民间社会,并不为主流所推崇。儒家思想鼎盛的宋朝,就把重文抑武作为基本国策贯穿始终,即所谓:“重文教,轻武事”。文人的地位更高,宋朝的文化也空前繁荣,这对中华民族尤其是汉族的民族特性有一定的塑造作用。
时至今日,多数人仍然会认为读书学习是“正事”,踢球等运动以及全面的发展会被惯性地理解为不务正业,或者至少应该排在读书与学习之后,身体的教育并没有真正达到与知识教育同等的层次。虽然如今这种观点已经有所改变,然而由于本研究的访问对象是西方青年女性,对于她们而言,中国男人的形象可能来源于正处于婚龄期的0世纪70-90年代出生的中国男性,而这个年龄段的中国男性在基础教育阶段或多或少有着重知识而轻身体的习惯。因此,虽然尚武的文化存在于中国传统男子气概塑造的实践中,但是尚文的文化或许影响更为深远、备受推崇。
在当代美国文化中,中国式的儒士形象算不上完整的男人。大量的中西方学者都发现,强调西式男子气概而揶揄东方男子“不够男人”的文学和电影作品充斥西方社会,华人以及东亚黄种人男性被“去势化(emasculated)”已是一种常态,且已在西方社会形成牢固的原型偏见,深刻地又不易被察觉地影响着东西文明的良性交融。这些先期的研究结果恰好在本研究中得到了印证。
与崇尚身体的西方男性气质相比,中国传统文化认为文和武的最佳平衡在于技巧和策略的应用,并避免使用暴力,“文”未能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是无序和混乱的。事实上,“肌肉”这个西方解剖学的词汇直到19世纪才在汉语中使用。在中国文明与西方文化产生交流之前,早期中国文化中男性的独特“身体隐蔽”与中国“尚文”的“身体缺席”密切相关。
因此,“中国男人不是那么勇敢或不具备足够的男子气概”这一观点可能是对中国男性的文化误解。与西方男性相比,中国男性一直习惯用更隐性的方式来表现勇敢和男子气概。受访者认为,中国男性普遍安静,且缺乏幽默感,她们认为在两性关系上中国男性处于更加被动的地位。西方人的性别视角是两极化的:男人是男人,女人是女人,男女的性格和行为是不同的,这与东方人的朦胧和含蓄原则十分迥异。在传统中国文化中,如果一名男子与一名女子大胆调情,他就会被认为是一个流氓,属于“西门庆”之流。传统中国绅士永远不会有这种行为,甚至不会与陌生女人走得太近。所以,在这些受访者眼中,东方男性缺少男子气概。
此次调查的结果表明,受访者还没有广泛接受男性气质的多样性,与此同时,她们也不完全同意中国式的男性气质。因此,消除来自其他文化的人们的成见仍然需要不同文化之间的彼此理解和相互尊重,同时也需要颠覆和改变人们脑中的占主导地位的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地位。
.媒体形塑跨国婚恋的双方初始印象
媒体是社会的“构建者”或“镜子”吗?媒体推动社会改革或使社会保持现状了吗?一些研究表明,媒体传播的内容并未纯粹地反映真实世界,而是选择性地“重建”了这个世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认为,媒体呈现的图像和内容“错误地歪曲地描述社会现实”,这是由统治这个社会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集团故意制造出来的。无论如何,媒体,尤其是西方媒体,在中国男性形象的塑造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西方女性对中国男性的最初理解来自于媒体中中国男性的形象。
好莱坞影片里的男子形象是西方式的,用中国的传统来类比可以发现,西式的男子气概更偏向于“武”。在典型的好莱坞故事情节中,只有当牛仔、警察和士兵打破规则并诉诸暴力时,才能实现正义。华人男性虽然也进入西方影视圈,并且李小龙、成龙和李连杰这3人几乎涵盖了两个时代,但中国男性在西方媒体中的形象变化很少。从李小龙的功夫电影开始,东方男性可以成为功夫电影的主角。然而,电影中的李小龙、李连杰和成龙都有一个明显的特征:他们并未表现出许多情感,只是充当打斗的工具。与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中的男性形象相比,他们没有其他动人之处。从华人男性在好莱坞电影中的形象,可以看到一个传统的继续,即剥夺东方男子的性征象,把东方男子刻画成性无能、性冷淡、缺少人情味、对女性毫无温情和绅士风度的土人。反观华人女性,温柔、小巧、被动、有女人味,总是等待被西方绅士拯救,这也体现了好莱坞电影的精心包装技巧:将种族主义偏见揉进老少咸宜的娱乐故事之中。同时,西方社会广泛流传着“亚洲男人性能力低下”“性器官是所有种族最小”的流言,电影中对性方面能力和男子气概的联系在西方的大众媒介随处可见,尤其是电视和男性杂志,频繁地将某些生理特征和男子气概联系在一起。至今,仍有不少西方知名出版社出版的介绍中国或亚洲的通俗类读物和游记,以第一人称的猎奇形式毫不掩饰地进行着类似的嘲讽,辐射着数量不少的西方受众,成人电影、杂志和网站无一不在强化着“某些性生理特征决定着男子气概”这种世俗观念。与之相对的是,亚洲女性的身体却被认为容易让西方男人产生满足感,这样的民间流言几乎成为一种在西方虽然表面不提及、但实际上却家喻户晓的“常识”。有研究表明,亚洲男性难以接受这种所谓生理差距的说辞,并且亚洲男性往往将此和自身尊严紧密相连,但白人至上的观念已构成了东方主义式的描绘,华人男性乃至所有黄种人男性长期以来被西方主流社会建构为“女性化”,用来凸显白人的男性气质,甚至是“去势的”“不男不女的”“雌雄同体的”,并且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也深信不疑。带着这样的常识,亚裔男性在西方的生存受到了影响,尤其在婚恋匹配上非常艰难。密西根大学的Yim博士研究此议题,记录了华裔男孩在美国从小被嘲笑为“小阴茎”而带来的巨大心灵伤害,以及亚裔男性的不利处境,而黑人男性却被认为是天赋异禀,被赋予了最男人的特点，这一点与Qin的发现一致。在黑人男性和拉丁裔男性被英美媒体塑造成为超级男性的同时,亚洲男性被塑造成为性无能和先天不足,饱尝着被西方男人歧视也被西方女人遗忘的辛酸,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亚洲女性和白人男性交往,而这样的媒体塑造根源于在西方的亚裔或华人男性的真实婚恋窘境。结合前文探讨,不难理解为何西方女性对中国男性的评价偏低。从调查中可以看出,中国男性被认为更单调、更害羞,缺乏对女性的了解甚至是兴趣。西方女性受访者的这一观点与西方媒体中中国男性的形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西方媒体塑造了西方人对中国男性的成见。
3.男性气质的多样性还未得到广泛认可,西方主导的全球文化脉络在人类社会知识和认知的建构中有着优势地位
在本次调查中,男性气质的多样性似乎并未被受访者接纳。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的偏见认知和中国传统的父权文化都在建构着当代中国男性的气质与国际婚恋形象。解构固有的性别关系和接纳男性气质的多样性,对于男性和女性的解放是很有必要的,也与女权主义的目标相吻合。通过“西方的眼睛”时常看看自己诚然是一种有益的参照,但把“西方的眼睛”当成自己的眼睛,就失去了参照。通过观测东方男性在西方女性眼中的原型偏见,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发现西方主导的全球文化脉络在人类社会知识和认知的建构中具有优势地位。拥有优势科技和文化力量的西方,将自己的“眼光”形塑于理解世界其他文化的脚本之中,同时冠以“正当”或“科学”的名义,塑造着其他文化圈对其主动接受,并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世界观影响着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社群对于当今世界及其历史中的西方中心主义与西方标准的感知方式。当它潜移默化地浸染人们精神的深层结构时,西方的视角和评判标准就可能会演变为意识形态,从而转换出一种特殊形式的政治意识形态,进而固化这种本不该有的不平等文化定位和价值判断。西方作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的观测者和叙事主体,同时也成为了普遍主义思维和模型的创立者,普世价值的吹嘘者、裁判者,以及世界规则的设立者,从而构建了一个他者殖民与自我殖民的双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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