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者翟学伟互联网时代,人情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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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在今日中国，尽管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似乎瓦解着传统熟人社会的基础，互联网的发展也迅速地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但讲人情面子这一传统的影响力在这个时代可能不减反增。对此，新京报邀请社会学家翟学伟分享他最近的一些思考。』在研究中国人如何“讲面子”“搞关系”上，翟学伟提出过很多独到的见解。很多学者会将中国人的脸面观与戈夫曼的“拟剧论”联系到一起，翟学伟则认为，戈夫曼虽然非常精细地建构了一个有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表演”的理论框架，却忽视了中国人“脸”和“面”的差异。在很多时候，中国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脸）不一定会对应着其可以获得的社会声望，比如，领导讲话时即便洋相尽出，底下的观众依然要极力捧场。中国社会运行的最大特色，恰恰也是如何在“脸”的力量不够的时候还能获得“面子”。因此，中国人的脸面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演员”，而是演员和观众之间建立的关系。不过，翟学伟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观点，也为他的研究带来持久的质疑。有学者认为他的研究不够“科学”，没有使用正经规范的研究方法，几乎就是通过对个案的观察进行经验性归纳，研究结论也自然没有什么代表性。这种批评翟学伟并没有太在意，但他认为这恰恰反映了人情、面子、“搞关系”在中国特有的一种处境。尽管人人都常为托人办事的“关系”所累，为酒桌上的敬酒词绞尽脑汁，为乡里乡亲的催婚催生感到“窒息”，但却鲜有人愿意公开谈论“关系”和“面子”。中国人的关系仿佛一种潜规则和社会禁忌，明明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在日常话语和学术研究中隐身，成为一个即便看破也难以说破的问题。如果一个现象难以被主流的“科学”研究方法所研究，但它切实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该如何衡量它的研究价值？翟学伟也觉得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他的选择还是持续不断地实践。近些年，他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之上尝试构建自己的“关系向度”理论。他将中国人的关系总体上划分为时间性和空间性两个维度，其中，时间性指的是交往者所认知到的交往时间是短程还是长程，空间性则是指交往者在空间上的移动为其带来的交往选择性是高还是低。由此，他分出了四种人际组合方式的“理想型”：长时效性-低选择性（固定关系：如血缘、地缘）、短时效性-高选择性（松散关系：如自由地加入某个社团）、短时效性-低选择性（约定关系：如合同聘任）、长时效性-高选择性（友谊关系）。虽然关系向度理论是翟学伟对中国人特殊经验的提炼总结，但他的尝试不仅意在于此。“我觉得中国学者还是应该努力从本土的现象出发，逐步往上抽象，建立一种基于中国但不限于解释中国的理论”。这种理论建构的尝试，也体现在他最新出版的两本新著《人伦、耻感与关系向度》《中国人的社会信任》中。▲《人伦、耻感与关系向度》，作者:翟学伟，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6月很多社会观察家或许有着比社会学家高明得多的见解新京报：你从事人情、面子的中国本土化研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刚出版的有《人伦、耻感与关系向度》《中国人的社会信任》，此前有《中国人的关系原理》《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等也都被广泛地阅读。你是比较主张在实际经验中生发出问题的，那么在人情、面子这个总的问题意识下，不同的阶段，你关心的具体问题有没有什么变化？翟学伟：具体关心的问题是有变化的，但基本上都是在人情和面子的基础上延展出来的。比如最近在做儒家道德社会化路径研究。看起来人情、面子与儒家没有多大关系，后者是人文研究的热点，思想史、哲学及伦理学领域都有很多著述。社会学似乎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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