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被动延长的假期里，笼罩在大多数归乡青年头上的，除了不断滚动的严峻疫情和无处消解的信息焦虑，还有一个聚焦了几代人矛盾，且长久存在的未解题……
我们不能否认，婚姻仍旧是当下中国主流的人生选择，然而，当都市适婚男女们被各种力量推搡走至这道人生新阶段的门槛前时，却再难以找到前行的清晰去路。
相不上的亲
自28岁从英国留学回京到36岁，相亲一直是乔沐业余生活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甚至在某段时间里，构成了她的全部业余生活。这个至今未婚的北京姑娘尝试过市面上几乎所有时兴或陈旧的相亲方式，和我聊到自己的相亲经历，她语气里颇有些咬牙切齿的味道：“简直是八年‘抗战’，一事无成。”来自家庭的压力是乔沐频繁相亲的首要原因——她有一个对女儿婚姻控制欲很强的“50后”高级知识分子母亲，在她初回国时就发动身边亲友介绍相亲“资源”，并在女儿30岁时，先后注册了市面上能找到的各大相亲网站，还额外花费近4万元为乔沐购买了一个相亲机构线下半年的“高级红娘服务”。
年整个上半年，除了应付一些集体交友活动和亲戚介绍的适龄男性，乔沐还需花费每个双休日的下午时间，在相亲机构摊派的那间不足5平方米的昏暗房间里，和陌生男性单独见面。
这家通过网站弹窗广告吸引了乔沐母亲的机构，藏在北京国贸CBD商圈的一栋写字楼里，用“拥有北京最优质的白领、金领资源”作为招徕客户的噱头，其向付费会员承诺，每周为其甄选两位以上、条件匹配甚至更优的高素质相亲对象，安排线下“一对一”深度沟通，还辅以专业“红娘”进行情感指导。
为乔沐服务的“红娘”是一个日常身着黑色西装套裙、昵称“竹子”的40岁女人，会反复向她讲述与男性的“相处之道”，试图让她相信通过改变自己的独立姿态，辅以一些交往套路和情感技巧，就能“拿下”那些条件极其优越的男性。
“像教育小孩一样，说‘傻姑娘，你要让男人觉得你是可以触碰的’、‘不要和他坐太远，要不经意和他产生肢体触碰’、‘男人是一块冰，你要去融化他’......就是欲擒故纵和女德的那一套。”乔沐回忆。
服务协议进行至后期，有过几段自由恋爱经历的乔沐对这种相亲形式产生了心理抵触——她不仅没遇到心动对象，更从两位会面者口中意外了解到:她缴纳高额费用的相亲服务，对于他们这样的“优质男性”是完全免费的，他们唯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花时间尽可能多见几个女会员。
“竹子”的服务态度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频繁暗示乔沐超过30岁的年龄“劣势”，劝她见一些“离异带娃”的大龄男性，哪怕在最初她就强调过“离婚的绝对不行”。
她焦虑的母亲也和“竹子”交流密切，两人结成了严密配合的联盟——“竹子”试图不断降低乔沐的择偶需求，向来严厉的母亲则重拾早年惯用的“打压教育”，一面告诉乔沐，她“配不上”那些条件不错的男性，一面拼命催促她积极和机构安排的余下人选见面。
开始相亲的头两年，乔沐对于婚姻保有美好的信念，也对相亲隐有期待，“也许我可以就此遇到一个合适的人，携手走到人生的下个阶段”。但在母亲和外部机构的合力搅和下，这种期待开始迅速瓦解。
“婚姻只是一种形式，它应该建立在(两个人的)感情之上，但这样的组织把握着你们的匹配，还要你在很快的时间之内，对一个陌生人没来由地表现出热情，撮合你们成一对儿，把你们放在一个房间里，将来放到一个家里，让你们在一张床上睡觉，我觉得这简直就跟卖淫没什么差别！”乔沐已经对相亲有了心理和生理上的双重抵触。
当“竹子”又一次在公司项目会议上反复拨来电话，要求乔沐遵守“融冰理论”，马上与一个“极其合适”的相亲对象主动联系后，这个年薪逾50万，刚刚成为跨国科技企业中层管理者的女人崩溃了，她愤怒地挂掉电话，又很快用“气到发抖的手”将电话拨回，把从脑子里搜刮出的平日不太常用的刻薄词汇，一股脑扔在了电话那头的“竹子”头上。
再次挂掉电话后，乔沐知道，最初的那种期待已经被彻底摧毁了，她决定停止参与所有的相亲活动，对于结婚也不再抱希望。一个人过挺好，她沮丧地想。
不曾改变的择偶观相较明显有悖自己价值观的相亲服务，乔沐向我反思，母亲对她婚姻持有的态度，才是压垮她脆弱神经的“最后的稻草”。她用“歇斯底里”和“没有人性”来形容这个和她最亲近的焦虑女性，“她没有年轻过吗?她没有喜欢过我爸吗?她难道没有人的情感吗?如果有，她为什么会认为这是没问题的？”
“因为父母们知道，中国传统的婚恋观念从没改变过”。研究了十五年一线都市白领婚恋问题，“申江一姐”陈海燕能清楚看到这位母亲的焦虑从何而来。
从《申江服务导报》情感专栏的实习记者到沪上有名的“一姐脱单工作室”创始人，陈海燕手头已经处理过几万个都市相亲案例，从她的角度来看，中国婚恋市场近年来在初婚年龄、职业偏好、年龄宽容度和交往形式等方面呈现出了强烈变化，但男女主流的择偶观念不仅没有改变，还愈发稳固。
“就是大家都熟悉的‘B女找A男’，”坐在我对面的陈海燕弯弯嘴角，右手并掌搭出一个坡度，反问:“女性都往上找，45度斜向上，现在全世界女生越来越优秀，那你说A女找谁?”男性可以无限向下兼容，女性多只愿往上选择，这种错位的择偶需求把婚恋市场格式化成一场规模庞大的“抢凳子”游戏，优秀的男性是数量稀少的“凳子”，来自各种圈层的女性则平等地挤站在凳子外围。随着近现代妇女解放运动的浪潮，女性在获取更多社会资源的基础上较以往变得更加优秀，这反向抬高了婚恋游戏的准入门槛，进一步加剧男女性的待遇差异。乔沐在相亲机构遭遇的“性别歧视”，正是一众女性面对的普遍现状。
好“凳子”越发稀缺，而有力的竞争者却越来越多，适婚女性们和美国心理咨询师、伯克利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MegJay在那篇广为传播的TED演讲《30岁不是一个新的20岁》中描述的那样，在这场人生重要节点上的“抢凳子”游戏里，都不愿意成为音乐暂停后，孤零零站在原地的那个人。
在东亚文明里最重视亲缘关系的中国，父母们显然更难以接受女儿被“剩下”的命运，这使得本该坐在观众席的他们，选择亲自加入这场节奏激烈的争夺，并将自己“参战”的时点往前拨得早些、再早些。
年七夕，中国互联网老牌婚恋机构世纪佳缘发布了一份《中国式相亲》的报告，其中显示有63%的女性父母为她们介绍过相亲对象，他们对于女儿单身的焦虑程度，是孩子自己的1.43倍。
世纪佳缘全国直营“一对一”服务高级总监周鹏宇给出的信息，又体现出这一趋势的持续性:“我们这边比较早的有(孩子)二十三四岁父母就来办会员，一些‘00后’的父母也是我们的用户......家长们会有自己预判的一些条件要求，要找一个更好的，或者说找一个更合适我的儿女的，那就得提前布局。”持续在一线接待客户的陈海燕还明显感觉：相较于“80后”的父母，“90后”的父母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普遍受教育水平更高，他们对游戏“核心规则”的认知更清晰，表现得也更焦虑。她近期接待的客户中，不乏几位受父母影响，早早参与相亲的“95后”女孩。
尚无有力数据佐证“先人一步”的父母能否有效提升子女获取理想婚姻的成功率，但陈海燕能看到的是，类似乔沐与母亲这样的两代矛盾愈发常见。这指向另一种可能性：青年一代的择偶进程中，父辈焦虑更倾向于激化代际矛盾，而非优化结果。
“你要知道，核心择偶观是没有改变，但婚姻形式(的需求)改变了。”陈海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