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山笔记
——万法般若不离心，千秋功名一杯茶
在笔者看来，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都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十八大以后，关乎经济改革的，一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反腐败，事权统一，二是财权统一。财权核心在税权，亦可认为当前国家的改革核心是税制改革。税收的本质是国家依法对社会产品进行分配的形式，税权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基础。经济活动的核心表现形式都可以税收形式来表现，利润也是一种“税收”形式，是企业对劳动价值的后端“”抽成。
放眼宏观，大的历史性改革，核心都在于税制改革，国家的权力核心是税权。古时的“商殃变法”、“王安石变法”以及“张居正变法”等等，皆是如此。当一个国家、社会的阶层结构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总需要在税制上进行改革，以完成权力以及财富的重新分配。
以“商殃变法”为例，“变法”之前，秦国的政权结构沿用周天子定下的“分封制”，而秦国则是以“老士族”等利益集团为代表的政权治理架构，税权主要集中在“老士族”的利益集团内部，生产资料所有权掌握在“老士族”的手里，战争利得也由老士族来分配，人民只是被奴役的，人民的功劳是统治阶级——士族。但是对人民行使征税权的却不是国家，不是赢氏王族，而是分封的“士族”来管控，赢氏王族与“老士族”的关系就好比“头狼”与狼群。头狼并不能决定秦国的蛋糕分配，。而“商殃变法”的核心在于两大举措：
一是集权，核心在税权，对“老士族”收权，税权统一于中央政权——皇权，中华民族历史上“皇权”第一次得以崭露头角，并与“官权”有了清晰的界限，这在后世始皇帝的“郡县制”得以充分发挥——奠定了后世两千年的中华民族王朝历史根基，直到今天，仍然深受影响。
这项举措也极大程度上遭到了“老士族”的抵制，中医讲究疏导，“老士族”积郁已久的怨气，犹如人身体里的毒气，消化不了，只能排出来，这也注定的商殃的陨灭，只有以商殃之“血”才能平息“老士族”的怨气，这是政治的平衡术，否则后继之君恐怕也很难平稳接班。
虽然充满了遗憾，但是历史是公正的，百年以后，有些人活着，宁愿没有活过，而有些人，虽然死了，便是永生。秦王杀了商殃，但是在制度上却封赏了变法有功之人，商殃之法仍然在不遗余力地推行。
二是蛋糕重新分配，人民享有与“士族”同等的分配权力，这项举措极大的释放了秦国的生产力和战争动员能力。秦国在当世，六国号称“虎狼之秦”，秦人皆是虎狼之徒，但是在变法之前，秦人在战争之中，屡战屡败，主要原因也就在物资和动员能力方面，一方面物资打没了，秦国打穷了；另一方面打怕了，人快打没了，到秦孝公时期，老少妇孺都上战场了。
这项举措，一方面极大的刺激了社会的生产力，粮食产量大幅上升，农民产得多了，缴了赋税，自己得到的也多了，积极性自然高了，物资足了，战争后勤保障就稳定了，也为秦惠文王的“东出函谷”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实施军功受爵制，士兵的战争积极性得到了极大的调动，战争的动员能力达到了当世的巅峰。
“商殃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改革之一。相比之下，后世的“王安石变法”和“张居正变法”就没那么幸运了。这两个变法与“商殃变法”的目的相同，维护皇权正统，革官权的命，但是最终结果却是差强人意。这两个朝代，皇权已经彻底沦为傀儡，王朝体制实质上已然退回到“分封制”。
宋朝是中华民族王朝历史上最典型的一个朝代，国富程度历代王朝历史上最强，但是战争能力却最弱，屡战屡败。核心问题就是税权旁落，官权代表儒家利益集团，几乎控制着宋朝的方方面面，皇权公权成为名幅其实的傀儡。国家对外事务，比如发动战争，都受限于儒家利益集团，用今天的话来说，民族矛盾受限于阶段矛盾。皇权不再行使管控国家并对国家蛋糕进行分配的职能，官权取而代之。明朝也是如此，在此不再详述。“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变法”的目的都是维护皇权正统，解决税权旁落弊病。遗憾的是，最终都失败了。
需要点明的是，皇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并非是皇家的权力，皇权是“民权”（亦即民心）在制度上的集中化体现，即“公权”。基于此，自然就有了“民贵君轻”、“君舟民水”的道理。民心即天道，即皇权，善用皇权者王，不善者亡。
与儒家的仁政思想一脉相承，中华民族两千年来的政权架构即是如此，一切皆是源于阴阳两面的太极文化，政治的形式可以有很多，其本源于“民心”。孔夫子终其一生的“仁道”理念皆在于此，为政者，上体天心，下安民意。公权，与私权（官权）相对，犹如太极阴阳两面，民心聚则公权阳盛，民心散则公权阳衰。华夏历史上皇权盛极于明初朱元璋时期，官权最弱，也正是这一时期，被文官史官诟病最多。皇权最衰弱的莫过于宋末时期，儒家利益集团把持朝政，“刑不上大夫”成为当世的普遍现象，但是历史书以及目前的利益集团（如任XX、潘XX，吴XX等）却把宋朝描绘成了集“民主”“自由”“文化”“情怀”于一体的“华夏盛世”——尽管逢战必败，丧权辱国。而民族英雄岳飞则成为了那些“捧臭脚”之流的遮羞布，皇权越依仗，官权利益集团越忌惮。
无处不阴阳，无时不阴阳，制度的矛盾在中国已经历时千年，这是文化所塑造的历史周期律。孔夫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奠定了封建王朝两千年的制度根基，制度的矛盾亦持续了两千多年，王朝兴衰更替，二三百年一轮回，最长周朝八百年，如此频繁，黎民苦不堪言。这也是为什么，革命时批“孔男人”，治世却又不得不请回“孔圣人”。唯一的例外是X中国的诞生，伟人第一次在世界五千年历史中，尝试去突破这种周期律，并发动了WG，革两千年传统文化的命，革封建传统的命，突破由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塑造的历史周期律，清除人民心中的思维惯性——对被奴役习以为常，让人民在思想上实现真正的当家做主，只有人民在思想上就认定自己是自己的主人，才能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文化是制度的基础。
遗憾的是，“天命”结束于年9月9日。然而，植根于中华民族灵魂深处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陋习，又岂是十年WG所能洗礼干净的，但是火种撒下去了，只要制度的矛盾存在，将会源源不断地为这颗种子提供营养，这是历史的必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后世必将会在矛盾的循环演变中，被历史推上一个新的时代。这一把火，终将成燎原之势，誓叫日月换新天。
回过头来，补充句公道话，很多人可能会为笔者如此抨击儒学感到不满，但是笔者不在乎，在笔者看来，孔夫子的志向是天下大同，仁政治世，但是儒学是没有社会根基的，当世适逢乱世，各诸侯国都没有适合儒学价值观生长的制度土壤。后世始皇帝统一华夏，再到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正式步入政治殿堂，此时的儒学，已经悄然变了味，后生执一而舍其余，固化成教条，已经悄然变成了“帝王治国“之学，为帝王服务，虽然也讲君民一体，但是其根本还是在阶级矛盾之中寻求国家治理上的平衡。穷孔子一生，一直游说于诸侯之间而不得志，“累累若丧家之犬”，辛辛苦苦奔波一生却没有立足之地，而视其若生命的学说，也被徒子徒孙们掺杂入利益执念，进而“修正”为政治的打手、愚民的枷锁。帝王家的儒学，在文化属性上就沾染着政治的权衡之术。儒学并不能解决阶级矛盾，反倒是在粉饰这种矛盾，待到民怨累积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暴发，中华民族王朝更替历史周期律，即是如此。
矛盾即因果，不早不晚，不卑不亢，不偏不移，但又何曾放过谁？三百年以后，是荣耀还是耻辱，都会盖棺定论。只要制度矛盾存在，阶级矛盾存在，“乱世批孔，治世奉孔”的现象，必然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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