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授权转自：一条
ID：yitiaotv
“难受是肯定的，好比男人切掉一个蛋。”
在一条发起的
“你或家人经历过乳腺癌吗？”问卷中，
一位妈妈和小姨都被确诊为乳腺癌的男性家属，
写下这样一句话，形容自己的心情。乳腺癌是全球女性最普遍的癌症，中国女性的发病高峰，在45-54岁，比欧美女性提早了10年。目前中国的乳腺癌发病率，正以每年2%的速度递增，增速列世界首位，尤其北上广等大城市的发病率，已接近欧美发达国家。
慧宁在芬兰据《柳叶刀》最新权威发布，
北欧小国芬兰的癌症治愈率名列世界前茅，
尤其是乳腺癌的治疗效果相当出色。
芬兰乳腺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为91%，
十年生存率为85%，
和瑞典、挪威，及北美，
并列成为乳腺癌治愈率最高的地区。
然而芬兰的乳腺癌发病率也偏高，世界第13位，
大约每8个妇女中就有1个乳腺癌患者。10月，是世界乳腺癌防治宣传月，一条采访中、芬两地的专家和乳腺癌幸存者，并与生活在芬兰的华人慧宁，聊了聊她在芬兰治疗乳腺癌的经历。撰文殷紫编辑陈子文慧宁，45岁
旅居芬兰多年的华人，两个女孩的妈妈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其个人信息都已做调整和改动。
摸到肿块，结果晴天霹雳四年前，我感到右边乳房时不时疼痛，手摸着有一个很明显的肿块。
当时非常忙，每天工作十小时以上，还要照顾两个孩子。两三个月后，不见好转，才想到应该去检查一下。
地区卫生所的全科医生一摸腋下，立刻就说要做乳腺钼靶X线摄影和B超。两周后，医生一看B超显示的肿块，当场决定穿刺活检肿块和腋下淋巴。所有的一切飞快地在我眼前发生，而我还稀里糊涂完全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医生说必须等待活检结果才能确诊，而最坏的情况就是乳腺癌。当时我听了居然一笑了之，我从没把自己和癌症联想到一起。
几周后，我接到一个护士的电话，劈头一句：我是来通知你乳腺癌手术具体安排的。我一下子被这晴天霹雳给打傻了。
医院的癌症中心
忐忑不安中进行手术
极度恐慌之中，我不得不强打精神，开始治疗。在芬兰公立医疗系统的安排下，乳腺癌的治疗好比工厂流水线，每一个步骤按部就班。和中国不同，我医院的自主权，都是分配好了的。手术医生在术前两三天和我见面，具体解释了我的病情：乳腺导管癌，有一个两厘米大的肿瘤和一个小肿瘤。并说明了手术性质：1）切除肿瘤，提取活检样本做病理检测；2）摘除所有发现癌细胞的腋下淋巴；3）初步乳房整形。
我的肿瘤相对于乳房尺寸来说比较大，按常规要进行全切手术，但医生却建议我切局部。她说考虑到我还年轻，全切后或许会对生活质量和心理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我可以在进手术室的最后一刻告诉她决定。最后我选择了切局部。有些乳腺癌病人在手术前须植入放射性粒子定位以确保精准切除癌细胞手术一切顺利，有专门的乳腺癌术后病房，空间大、空气流通，病友都非常安静、节制、有礼，大家互不干扰。护士来喂药查房也都轻言细语、非常和善，让我住着感觉很舒适。配送的伙食非常普通，没有冷热讲究和饮食忌讳。
第二天我就回家了，觉得大问题被摘除了，一下子轻松了好多，也没什么疼痛。一两天后，出门购物、带孩子玩，没有觉得太多不便。
医院的乳腺癌专科病房入口意外发现：许多病友一边化疗、一边正常上班然而手术后四周，之前肿块的活检报告出来了，诊断结果：乳腺导管癌，三期。又一次意想不到的打击是：手术并不成功，癌细胞并没有切干净。当时我非常生气，更不能理解的是，医生告诉我，不能马上给我进行第二次手术，而是要先化疗杀死癌细胞。无可奈何之中，我一点儿也不敢耽误地赶往医院，我进行的是比较普遍的治疗方案：分别进行多西紫杉醇和CEF两轮化疗，每轮三次，每次间隔三周。我也可以去指定地点领取免费的假发，以防头发脱落之需。我的化疗地点，被安排医院的女性癌症病患化疗区，安置了床、躺椅和沙发等。出乎我的想象，原来我的化疗就跟打吊针一样，非常简单。
在化疗室，也认识了一些病友，聊天中才发现，她们中很多人都是一边化疗、一边上班，过着几乎正常的日子，令人钦佩。我不由地感染了她们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每次化疗都是自己步行半小时来回；做饭、家务，以及工作上的杂事，也都基本料理着。
癌症中心的放疗科放疗之后，乳房再造
化疗结束后两个月，终于迎来了第二次手术：切除原先仍然发现癌细胞的区域。
谢天谢地，手术成功。于是顺利进入放疗阶段：每周一至五，一共25次。
放疗结束后，终于感觉自己越过了一个坎，都结束啦！然而严峻的现实立刻又摆在眼前，治疗进入了恢复阶段——也就是长达5年的内分泌药物治疗。
慧宁每天要吃他莫昔芬、钙片、维生素D医生给我开的药是他莫昔芬，同时要服用钙片。我的药物反应很强烈，经常情绪低落，很沉默，甚至整个人傻傻的；关节疼痛，甚至有过两三次药物引起的子宫内膜出血。
另外，由于手术造成的乳房凹陷，我还接受了乳房再造型手术。从腹部吸出脂肪，注入胸部，但接连三次都失败了。因为胸部经过放疗，DNA有所改变，腹部脂肪无法被吸收。
不过现在，我对自己身体的变化慢慢习惯了，也不那么强求改善了。
社工帮助接送孩子，心理医生免费
其实在之前的手术治疗期间，芬兰癌症协会就安排了一个病友志愿者，给我打电话，给予精神上的支持和安慰。
另外根据我的家庭情况，医院还帮我联系了社工，可以在我手术期间，每周提供几小时免费看护孩子的服务，包括接送孩子去幼儿园、陪他们玩耍。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我患病期间的精神压力。
在后来的化疗期间，医生为我安排了免费的心理医生，不得不说是雪中送炭。
虽然生了那么大的病，我却始终无法毫无顾忌地发泄千头万绪的情绪。孩子还小，老公心理负担也够重，很多时候我不得不忍着自己的情绪，但忍受的结果就是把自己搞得很崩溃。
去心理医生那里哭诉一番，是一个绝佳的出口。我不需要顾忌什么，有什么不满都可以一股脑儿倒出来，还能骂骂老公。也就是一杯水、一叠纸巾，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对我来说却是非常急需的心理疏导。
一定要积极防治！
就这样，我已经安全通过了第四年的复查。
因为药物带来的身体不适，还是会影响我的生活质量。治疗过程虽然也有不满意的地方，但我仍然感谢芬兰公立医疗系统高效率且高质量的工作。
芬兰的社会文化和民间支持，也让我在这人生最艰难、最具挑战的时段里，扛了过来。
我希望我的经历可以给国内的女性一些借鉴和启发，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变化，积极防治病变。一旦不幸发现了病症，并不等于判了死刑，一定要乐观地配合治疗，日子还长着呢！以下为慧宁在芬兰公立医疗系统治疗乳腺癌，以及每年复查和服药，自掏腰包所花的大致费用。*芬兰政府的补贴未计入其中根据“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乳腺癌年会”上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乳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为83.2%，在过去10年间提高了7.3%。
在一条发起的问卷中，收到了近百份患者家人或本人的经历。在得知患乳腺癌后，43%的患者会感到伤心难过，为什么是我？一切都结束了；12%的人会产生负疚感，怕连累家人，怕孩子缺失母爱；还有很多人面对未知，感到恐惧。
而家人的第一感受几乎相同：心疼。
Feng，浩和小马菌，都曾或正在陪伴亲友治疗乳腺癌，以下是他们的经历自述。
图片来源于网络，与内文人物无关“妈妈病了，别人都说我一下长大了”Feng，女妈妈在40多岁时，发现得了乳腺癌。当时我还在读高中，不能完全消化这种复杂的情绪。大学期间把这段经历拍成了一个小短片，才完全梳理好面对它的态度。
当时我和爸爸一起暂时对妈妈保留了她病情，直到化疗的时候才告诉她。爸爸停职一年在家照顾妈妈，他是一个非常细心又有耐心的人，包容和化解了妈妈的很多痛苦情绪。
妈妈的性格发生很大转变，在术后治疗的一两年中，她大部分时间是独处、看书或者做手工。很安静，不再像以前一样为所有人操心，包括我。
那段时间，我觉得以前的妈妈好像突然消失了，非常没有安全感，身边大人说我一下长大了。但现在回想，自己只是用“长大了”的外壳，试图掩盖当时无法处理的迷茫、压抑、无助和怨恨。
图片来源于网络，与内文人物无关
“女友22岁被确诊乳腺癌，
我希望得病的人是我”Changhao，男
一年前，22岁的女友，医院检查，一发现就是乳腺癌晚期：已骨转移到脊椎，T6骨折不能走动。
住院的第一个月，女朋友从没有在外人面前流下一滴眼泪。
无力，真的很痛苦，希望得病的是我。
我们在一起两年，关系一直很好，就跟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一样。当初两个人都在考虑未来，现在却只有自己一个人。每次看其他情侣在一起的甜蜜事，或者癌症患者和亲属说自己的经历，都忍不住流眼泪。
以前我们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事，第一时间都会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