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面子对中国人那么重要专访翟学伟

年开年最火的电视剧非《狂飙》莫属，从春节到现在，几乎每一天它都能以各种话题的形式登上媒体头条。除了塑造了一众立体鲜活的人物，《狂飙》还带火了一本传统兵书《孙子兵法》。剧集中，还是普通鱼贩的高启强被警官安欣“安利”了这本书，从此开启了一系列命运的转折。他利用虚张声势从以一当十的困境中脱险，巧妙地利用利益关系将唐小龙、唐小虎和自己绑在一条船上……这一系列操作最终为自己成为京海最大的黑社会老大铺平了道路。也难怪网友调侃，高启强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另类版本。《狂飙》剧照，高启强正在阅读《孙子兵法》。《孙子兵法》真的如此有魔力？在社会学家翟学伟看来，这本兵书的背后其实揭示了中国社会的某些深层规律。比如，《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有这么一句家喻户晓的话：“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很显然，“谋”被这部兵法视为最高级的战略。这里的“谋”可以解释为“谋略”“智谋”，它和西方的“军事理论”有着微妙的差异，如果说后者比较讲究排兵布阵、武器使用等等，那么谋略则更像一种中国式的“心理学”，它与个人的日常经验紧密相连，也尤其讲究通过揣度人心，让对手麻痹大意、上当受骗、失去判断力等，故中国还有“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兵不厌诈”等古话。中国式的兵法，也经常透着一些“厚黑学”的意味。翟学伟认为，对“谋”的推崇，其实适应着中国人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心理。强调谋略，暗含了一个重要的心理学假设：“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否则“揣度人心”则难以成立。“这一假定，同西方文化传统所假定的神人关系大相径庭，更与今日西方心理学把心理物理化没有相同之处”。翟学伟认为，“谋”能成立的一大关键的因素，还有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熟人社会，人与人之间有着长期而稳定的交往，对彼此的行动有着清晰的预期，这也给“谋”提供了广泛生长的土壤。翟学伟，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社会与中国人心理及行为方面的理论建构，包括关系网络、家庭与家族、权力与权威、社会流动与信任、价值观、社会与组织心理与行为等方面的研究。著有《人伦、耻感与关系向度：儒家的社会学研究》《中国人的社会信任：关系向度上的考察》、《中国人的关系原理》《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国人行动的逻辑》《中国人的脸面观》等。“关系”“人情”“面子”，这些可以说是翟学伟从事学术研究三十多年来始终坚持打交道的命题，他的《中国人行动的逻辑》《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等作品也早已为读者所熟知。去年则刚刚出版了《人伦、耻感与关系向度》《中国人的社会信任》等新作。在今日中国，传统的力量很多时候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大。翟学伟也认为，尽管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似乎瓦解着传统熟人社会的基础，互联网的发展也迅速地改变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模式，但讲人情面子这一传统的影响力在这个时代可能不减反增。有关人情面子的问题，依然需要更多理论和经验上的探索。春节前后，我们邀请翟学伟分享了他最近的一些思考。采写｜刘亚光在研究中国人如何“讲面子”“搞关系”上，翟学伟提出过很多独到的见解。很多学者会将中国人的脸面观与戈夫曼的“拟剧论”联系到一起，翟学伟则认为，戈夫曼虽然非常精细地建构了一个有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表演”的理论框架，却忽视了中国人“脸”和“面”的差异。在很多时候，中国人所扮演的社会角色（脸）不一定会对应着其可以获得的社会声望，比如，领导讲话时即便洋相尽出，底下的观众依然要极力捧场。中国社会运行的最大特色，恰恰也是如何在“脸”的力量不够的时候还能获得“面子”。因此，中国人的脸面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演员”，而是演员和观众之间建立的关系。不过，翟学伟这些极具“中国特色”的观点，也为他的研究带来持久的质疑。有学者认为他的研究不够“科学”，没有使用正经规范的研究方法，几乎就是通过对个案的观察进行经验性归纳，研究结论也自然没有什么代表性。这种批评翟学伟并没有太在意，但他认为这恰恰反映了人情、面子、“搞关系”在中国特有的一种处境。尽管人人都常为托人办事的“关系”所累，为酒桌上的敬酒词绞尽脑汁，为乡里乡亲的催婚催生感到“窒息”，但却鲜有人愿意公开谈论“关系”和“面子”。中国人的关系仿佛一种潜规则和社会禁忌，明明深入地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在日常话语和学术研究中隐身，成为一个即便看破也难以说破的问题。如果一个现象难以被主流的“科学”研究方法所研究，但它切实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该如何衡量它的研究价值？翟学伟也觉得这个问题并不好回答，他的选择还是持续不断地实践。近些年，他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之上尝试构建自己的“关系向度”理论。他将中国人的关系总体上划分为时间性和空间性两个维度，其中，时间性指的是交往者所认知到的交往时间是短程还是长程，空间性则是指交往者在空间上的移动为其带来的交往选择性是高还是低。由此，他分出了四种人际组合方式的“理想型”：长时效性-低选择性（固定关系：如血缘、地缘）、短时效性-高选择性（松散关系：如自由地加入某个社团）、短时效性-低选择性（约定关系：如合同聘任）、长时效性-高选择性（友谊关系）。虽然关系向度理论是翟学伟对中国人特殊经验的提炼总结，但他的尝试不仅意在于此。“我觉得中国学者还是应该努力从本土的现象出发，逐步往上抽象，建立一种基于中国但不限于解释中国的理论”。这种理论建构的尝试，也体现在他最新出版的两本新著《人伦、耻感与关系向度》《中国人的社会信任》中。《人伦、耻感与关系向度》，作者:翟学伟，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年6月和很多社会学者一样，翟学伟并不能“超然”于他的研究对象之外。作为一名高校教师，他也经常为“关系”所苦恼：如果一名同学的答卷确实不理想，但最终的成绩却关系到他的升学，究竟该不该在为一门选修课打分时“铁面无私”？这些问题在理论上有着完美和明确的回答，但实际操作起来似乎总是没那么简单。不过，翟学伟认为，尽管中国社会讲“关系”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麻烦和负担，但作为学者，不应该轻易地为它作道德判断，也不应该简单地将其视为落后。作为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我们每一个人都难以简单挣脱，而学者帮助大家解决担忧的办法，“就是首先让大家明白社会是如何运行的”。很多社会观察家或许有着比社会学家高明得多的见解新京报：你从事人情、面子的中国本土化研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刚出版的有《人伦、耻感与关系向度》《中国人的社会信任》，此前有《中国人的关系原理》《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中国人行动的逻辑》等也都被广泛地阅读。你是比较主张在实际经验中生发出问题的，那么在人情、面子这个总的问题意识下，不同的阶段，你关心的具体问题有没有什么变化？翟学伟：具体关心的问题是有变化的，但基本上都是在人情和面子的基础上延展出来的。比如最近在做儒家道德社会化路径研究。看起来人情、面子与儒家没有多大关系，后者是人文研究的热点，思想史、哲学及伦理学领域都有很多著述。社会学似乎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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